｜陶瓷的肖像計畫，東京的女老闆（二）
Cacao Mag 專欄｜2021｜圖文：Evon
關於專欄的自我介紹是這麼打的：「為了搞懂這個世界，或是自己，在東京手持啤酒，跟陌生人聊天，開始了陶土寫生計畫。」這都是真的，還記得有一晚我在涉谷和朋友拿著700ml的大玻璃杯，裝著滿滿的生啤一口都還沒喝就得趕終電（末班車）回家，索性就帶著啤酒搭上電車，被路人直直看著，對上了眼只好用日文問他：「要不要喝？」「一起乾杯吧～」沒想到大家還真的喝了起來，一大杯啤酒在車廂內傳來傳去，繞一圈就喝完了。
那個晚上應該是「花金 hanakin」吧？像花一般的金曜日，週五晚上的日本人特別放鬆，這些喝完酒的陌生人，有的在我拍照時亂入我的底片，有的加了好友吃了幾次飯，還有一位成為我研究計畫「從對話到作品 – 東京的女老闆們」的受訪對象。
我不是本來就會跟街上的人聊天的，可以說是不太擅長
剛搬到日本的前半年，我是一個還沒拿到簽證在學語言的學生，也不確定幾個月後能否考上研究所，每天往返語言學校與寄宿家庭，看似愜意旅行般的日子，卻也對接下來的一切完全沒把握。
別說申請銀行帳號，我連手機門號都辦不了，當時預付sim卡的選擇不多，也不想隨身帶著一台wifi機，於是就過著半年沒有手機門號也沒有行動網路的生活。如此的不便或許開啟了一些冒險，還有許多的緣分，到了今天我還是常常懷念起那些在涉谷忠犬小八銅像旁，各種等待會面的時刻。
那年九月，從仍暑氣難耐的台灣起飛抵達東京，我住進學校安排的寄宿家庭，一棟位於調布郊區兩樓的日式木造建築，有一位日本媽媽Yukiko、五歲的兒子Ryota，還有一隻年邁的瑪爾濟斯，我用生硬的日文語調自我介紹，不會講英語的Yukiko便用片假名寫下我的名字壓在餐桌的玻璃墊下，我的名字從怡方變成Evon再變成了イバン i-ban（正確應該念做イファン i-fan，不過在這個家中就將錯就錯的叫イバン了…），住在二樓一間窗戶外是菜園的小房間，空氣很好，冬天下雪時要用煤油暖爐，從家裡步行十五分可到京王線的小車站「柴崎」，轉車搭急行大約40分鐘抵達涉谷車站，再步行十五分鐘（如果沒有被中途經過的幾間車站百貨櫃位給吸引耽擱），沿途穿越複雜的施工中的暫時通道後，終於到達涉谷某辦公大樓在27樓高的語言學校。
教室說是景觀餐廳也不為過，往下看有代代木公園的綠意盎然、六本木之丘的都會現代、也有東京鐵塔的紅與白。如果天氣很好，還隱約能看得到遠方的富士山。比起準備升學考試，學校更著重於日本文化體驗，學生大多來自歐美國家，很多正值升大學前的gap year，每週五學校都會有新的同學加入、結業的學生離開。大家總是來來去去，午餐時面對不同日文程度的同學們，反倒像是身處紐約，用不同口音的英文交談著。
上課時花了很多時間練習會話，我因為漢字的優勢被分入中高階班，卻跟不上這群熱愛日本動漫弟弟妹妹流利的嘴巴，在這裡二十四歲的我幾乎算是大齡學生了，課堂上大家幾乎要搶著發言，我卻常常傻笑開不了口。來自比利時的金髮妞用流利的日文啪拉啪拉地更新每週約會進度，日文老師總是皺著眉頭邊微笑聽著，想當記者的法國美女邊擦口紅，邊分享著她應徵新宿機器人餐廳時的經歷、智利滑板弟發表在公園才能學到年輕人真正用的日文的宣言，接著說他想退課⋯⋯。透過各種超乎預期的分享，我才發現原來在這裡學習日文的同時，也在學習透過語言解開對他人的好奇。
於是白天在教室讀書，晚上在居酒屋見世面的日子持續進行，我變得越來越會跟陌生人聊天了
我以「笨蛋外國人」做為開場白，在人生地不熟的東京都交朋友。最常聊天的對象，除了那些坐我旁邊喝到臉紅紅而胡言亂語的日本大叔之外，就是親切的老闆娘們。無論是散步經過的雜貨店、美容院，或著吃過一次便念念不忘的家庭料理店，每間店都有一位風格獨具的女主人，她們無視日本社會的常規，不穿套裝、窄裙、高跟鞋，在自己裝修佈置的空間裡，經營一片天地。
我常在午後排滿大小展覽的行程，從涉谷走到青山，從六本木搭車到銀座。因為手機沒辦法用Google map，所以要在出發前將附近的藝廊排好順路、畫好地圖。從銀座一丁目走到七丁目，一個下午連看六七間以上的藝廊展覽，繪畫、攝影、雕塑到新媒體創作，畫廊巡禮就是我的散步健行，包包裡也沒忘記帶好餅乾充飢。
時髦的銀座大街上有藝廊、巷弄裡的舊大樓中也有藝廊，我就在這之間認識了金井女士（封面照背影者）
那不是一間醒目亮眼的畫廊，沒有窗戶、沒有音樂、空氣安靜的有點厚重，牆壁看得出頻繁補土、油漆的痕跡。那天正展出東京藝術大學雕塑系學生的創作，層架上的小作品，不是特別精緻卻保留趣味的手感，穿著深色套裝的老闆娘從角落走向我，鮑伯短髮和有點糊掉的黑眼線，乍看有點兇的樣子。她用一長串日文介紹我眼前的作品，請我拿起來看看，我聽不太懂但還是乖乖拿起作品，眼睛對準小洞，霎時間彩色絢麗的世界，在我眼前聚集後開展，不小心驚呼出聲。手裡握著的奇怪小裝置原來是一件萬花筒。綜合百元商店的現成物，與手工焊接的工藝與繪圖，有點童趣的風格與親民的價錢，讓我和朋友當場購入了兩件萬花筒。
意外地在畫廊買了作品，沒想過買的會是萬花筒，老闆娘聽我從台灣來的正在準備多摩美術大學院的考試，約我同萬花筒作家（是個一年吃287份咖哩的漂亮女生）一起吃飯，自從我跟老闆娘在台灣料理店喝完一瓶紹興酒之後，彷彿通過了什麼台灣女孩好棒的認證，每次來畫廊看展完她都會約我喝個幾杯再回家，這間畫廊就像她一樣，不因客人的身份有差別的對待，充滿修補痕跡的牆面似乎讓空間變得真實，她總是認真傳達作家的個性，也專心聆聽別人分享的日常。
幾個月後，我如願考進了多摩美。當我決定要做東京女老闆的陶瓷肖像計畫時，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對象，就是金井女士。因為，我們雖然認識了一年多、喝過好多酒了，她卻還是一樣的神秘，連年紀也不願意透露。當我慎重地帶著訪綱及陶土來到畫廊，我像初次見面般透過她說的人生故事，想像她的形狀。
「黑色的衣服、白色的四角空間，
畫、明信片、紙張、瑣碎的工作內容，
攝影學校、廣告公司、想幫助的藝術家們，
沒辦法丟棄的照片、越來越溫柔的自己。」
訪問時我們坐在畫廊後方的小房間，櫃子中擺滿資料夾及歷年來的展覽文宣，她說工作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這些瑣事，我邊聽邊將土拍打成一片片疊起，她離開男性主導的廣告企業決定自立門戶經營畫廊已近二十年，沒有員工，每週只休息一天，公休日會跑到大老遠的美術館看展，平日就趁開店前逛一圈銀座的藝廊，日復一日。雖然沒聽她說過超愛藝術之類的話，但每次聽她討論作品有不有趣時嘴角上揚的樣子，都覺得她是真心喜歡著這份工作。
我回到工作室開始實驗材質，很直覺地畫了草圖，由黑漸層到白色的紙張疊成一座立方體，是她的工作空間，也像她的人，有包容某種殘缺的能力。為了呈現足夠脆弱的薄度，我嘗試用各種布料與紙張浸染泥漿後燒製，最後選了廚房紙巾，這麽瑣碎又日常、這麼消耗又用完即棄。我撕下一張又一張紙巾浸入泥漿桶內，那是粗糙黑泥製成的泥漿，將紙巾的正反面都吸飽泥漿後靜置陰乾，每完成一張紙巾，我就在黑泥漿中加入一匙細緻的白瓷漿，再將新的紙巾浸入泥漿，如此反覆，像是撕下每天的日曆，再一一寫上日子的重量，待水分蒸發後，這些紙巾漸漸變得輕盈。
疊起一層層的瓷漿薄片，直到底層無法負荷重量，我的動作像堆疊撲克牌塔般的小心翼翼地，憋著一口氣，雙手捧著作品放入窯中。經過一千兩百多度的燒製，泥漿中的紙巾灰飛煙滅，整體高度只剩一半。於是我在燒結的土上繼續疊上薄片再進窯燒製，反覆著進窯和出窯。由黑泥漸層至白瓷，在我想像裡，底層的黑色是火燒後的照片，角落斑駁破碎，過去的日子和倖存的記憶在堆疊與消逝間平衡。而頂端的白得足夠純淨，在角落靜靜雕出金井女士的名。
當這系列作品完成後獲得學校補助，在銀座藝廊舉辦我首次個展，展覽空間在一樓馬路旁，採光良好的落地窗前，可以看見展台上寫著金井章子與她所經營的畫廊名稱。有位看展的中年男子來回多次看著那展台，說他常去她的畫廊看展，但他表情甚是疑惑，問我：「她是像這樣子的嗎？」
金井女士在上班的空檔特地繞過來看，她是我訪問對象中唯一從事藝術工作的人，我緊張地等待她的感想，她微微偷笑地說：「對，我其實是這樣細膩的。」
在後來好多次的飯局裡，她總是有點得意的跟朋友分享我為她做的作品，她的畫廊成為我在東京展出合作的空間直到今日，謝謝陶土寫生計畫（或著謝謝那瓶紹興酒？），讓我在這陌生的城市中多了一處居場所，也讓我對不了解的世界又多認識了一些。